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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開發與環境變遷歷史的多維觀察_—評張建民《明清長江流域山區資源開發與環境演變》

        時間:2020-01-29 百科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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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開發與環境變遷歷史的多維觀察———評張建民《明清長江流域山區資源開發與環境演變》

        張建民先生致力于秦巴山區經濟、社會和環境歷史研究已有十多年,《明清長江流域山區資源開發與環境演變———以秦嶺—大巴山區為中心》,是他憑著長期積累寫成的一部厚重專著。筆者拜讀之后深受啟發和教益,今不揣淺陋,談幾點讀后的感想。

        一寬闊視野下的多維觀察

        該書給我的第一印象是視野寬闊。這既反映作者具有卓越的歷史宏觀認識,亦體現了他將經濟、社會與環境作為一個歷史整體進行綜合考察的新思維。正如作者在第一章所介紹的那樣,關于歷史上,特別是明清以來南方山區的資源開發和經濟發展,前人已經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果。就筆者所掌握的有限文獻來看,從20世紀以來,陸續有一批學者討論南方山區的經濟和社會歷史問題,關于明清以來的盲目墾殖和森林濫伐及其惡劣后果,前人討論亦頗不少。但是,以往論者基本上是采用單相、直線性的思維方式,有關論著多是羅列歷史現象和進行簡單的因果解釋,復雜的歷史運動被過分地簡化了。在該書《緒論》所舉陳的那些不足之中,對人口、經濟、社會與資源環境之間彼此因應、互相作用的復雜機制與動態關系缺少綜合考察,可能是最大的欠缺。

        張教授這部新著,不像以往論著那樣僅對經濟或者環境的某個問題進行單相探究,而是采用了多維觀察、整體把握的思想方法,具有更加寬闊的視域。作者通過對眾多問題與事實進行彼此關照和多向度的考察,揭示人口、制度、組織、觀念、習俗、產業、技術、物種、土壤乃至礦物等各種社會因素和自然因素,在“明清時代”、“秦巴山區”這個特定時空之中究竟如何關聯,共同構成一個動態變化的秦巴山區人類社會—經濟—生態系統,這個系統具有怎樣的特征和脆性。因此,該書是一項綜合性的探研,比起以往的相關論著顯得更加豐滿、厚重,結論也更令人信服。

        該書的立意是高拔而深遠的。作者明確說明:“本書以秦嶺—大巴山區為中心,以流移集聚與資源開發為主要研究對象,著重考察明清時期長江流域山區的人口過程、資源開發、經濟增長、生態環境演變……”“在此基礎上,探討歷史上的資源開發活動與環境演變、人口流動與社會變遷等相互關系,以期有助于理解、認識歷史上的人類活動與自然界的互動、關聯。”也就是說,它立足于明清秦巴山區流移集聚人口與自然環境資源結合的過程,考察人口變動、資源開發、經濟發展和環境演變如何相與展開和協同作用,并通過對該時代和區域的深入實證考察,尋求關于人類活動與資源環境互動變遷歷史關系的一般認識。

        由于上述立意,作者所要展示的既是明清時代中國社會—經濟—環境互動變遷宏闊場景中的一個局部,又是所在區域人類活動與環境演變漫長進程中的一個片斷。但這個局部和片斷是多維、立體的而不是單線、平面的,其間諸多因素交相滲透,眾多問題互相糾纏,要想真正講述清楚,必須具有寬闊的視野和清晰的頭腦,對相關史料和事實了解于心,掌握并嫻熟地運用系統思維的方法。令人欽佩的是,該書根據時代歷史的特定場境,依照事物發展的基本邏輯,由人口聚散、戶口管理、民俗風習、社會控制等社會性問題,到經濟層面的糧食生產(包括直接相關的土地墾殖、水利建設)、特種林木和經濟作物經營、竹木鹽鐵手工生產,最后自然延伸到生態環境的破壞與保護,對各種相關問題合理布列,從容展開,主次分明,旁征博引而不顯得雜蕪、堆砌,顯示了作者處理復雜問題的不凡功力。

        通過認真細致的考察,作者透過紛繁復雜的歷史事實,為明清時代秦巴山區的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演變,勾畫出了兩條簡明的脈絡:一條是“人口增長———山地墾殖擴張———糧食生產增加———養活更多的人口”,另一條是“非宜農的土地資源———粗放的墾殖方式———水土流失———水文條件惡化———水利用及土地生產能力下降”。作者指出:“這兩條同時或交叉演進的主線索,反映的正是一個濃縮的明清時期秦巴山區資源開發的過程,同時也是一組完整的相互聯系的人類活動與自然變化之間的因素關聯。”

        二對“獨特性”的探求和解釋

        公允地說,上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演變的脈絡并非秦巴山區所獨有,并且亦非全是該書作者首先發現,以往學者已經基本上掌握了這些線索。甚至在掌握一些基本史實之后,并非專門研究相關問題的學者亦不難理出這些線索,重要的是如何具體地揭示并且充分地解釋它們。

        在筆者看來,該書最成功之處是對相關問題“獨特性”的探求和解釋。的確,與其他時空條件下的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相比,明清秦巴山區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的歷史互動,在多個方面呈現出了顯著的獨特性。這些獨特性既由于該區域獨特的資源環境,也由于其獨特的發展歷程,僅就明清時代而言,更由于活動在該區域聚散的人群———“流移人口”的獨特社會與文化屬性。或者說,這些獨特性是獨特的生態環境、歷史契機與人類群體相互結合的產物。

        從環境史學的觀念來看,人類與環境是彼此對應、互相依存并且交互“注解”的“此方”與“彼方”———前者是生存于特定自然條件中具有文化的特殊生物類群,后者則是大自然中與該類群發生關聯的那些部分。盡管大自然是先于人類的客觀存在,但其給人們提供怎樣的資源環境并非全然是“自然”和“客觀”的,同樣或者相似的自然條件,對于不同時代以及同一時代的不同人群可能具有不同的意義———既可能具有不同的利用價值,亦可能形成不同的限制、產生不同的影響。反過來,作為人類生存環境的那部分自然世界將如何演變,亦非完全天然確定的,演變方向和深廣程度均取決于與之發生聯系的那個人群。特定人群對所在自然環境的影響,既有生物學層面的,亦有社會和文化層面的:從生物學層面來說,人口數量的升降必然導致對資源索求數量的增減,并在環境演變中得到因應與反饋;從社會和文化層面來說,由于不同人群具有不同的社會屬性和文化能力(特別是技術),他們的自然觀念、環境知識以及對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方式,都彼此存在差異。也就是說,不同人群具有各自的“獨特性”。要想了解特定區域生態環境何以發生了已然發生的那些變化而不是另外一番景象,不但要考慮自然環境本身的特點,更應當了解同該區域生態環境打交道的那個特定時代中的特定人群,包括該人群的數量大小,他們的組織形式、制度環境、生計模式、生產水平乃至觀念意識。該書作者正是這樣做的,并且在這方面付出了最大的努力。

        全書包括“緒論”和“結語”在內,一共分為12章,其中除第一章對“流移人口”的名實作了專節考論外,第四至第五章基本上都圍繞“人的活動”這根主線而展開,從內容和方法來說更接近于社會史,或者社會經濟史。其中不僅對明清兩代向秦巴山區集聚流移的人口數量進行了細致統計,而且詳細考察了當時國家的空山封禁、流民管理、職官與政區設置、流民附籍等方面的政策措施,描述了流民社會的風俗和生活狀況。人口流移集聚如何推動當地山區的土地墾殖和產業發展,當然始終是作者所留意的主要問題。通過系統觀察,作者證實:“外來人口是構成明清時期秦嶺—大巴山區社會的主體,外來勞動力是明清時期秦嶺—大巴山區資源開發的主力。”單就這一點來說,當地的發展就顯然不同于明清其他一些區域,特別是平原地區。

        但張教授并未就此止步,而是進一步求索明清秦巴山區的外來人口(或者外來勞動力)具有怎樣的社會文化屬性?在他看來,“流移”一詞最適用于概括明清時期進入秦巴山區的人口,它既顯現了當時該區域的人口過程,亦體現了區域社會乃至經濟的基本性質———“流動”。在論述過程中,他一再強調“流移”之于資源利用方式、經濟生產波動不穩和生態環境破壞惡化的顯著不良影響。在《內容提要》他總結說:“山區的自然環境、資源稟賦、元明之際的戰亂、明朝的封禁、全國性人口劇增及清朝開墾山頭地角小塊土地免科令等,諸多因素共同造就了明清時期的秦嶺—大巴山區‘流民淵藪’的性格。外來人口進入山區后一而再、再而三地流動,對流移分布、來源構成、山區墾殖等影響頗大。”隨后,他總結了明清秦巴山區資源開發的四個顯著特點,其中包括:“山區資源開發以外來流民為主體”,“山區資源開發過程中表現出顯著的盲目、過度傾向”,“山區資源開發與經營的粗放化”和“山區資源開發與經濟增長的不穩定性”。所有這些特征都與“流移”直接相關。他指出:“在急切的生存壓力驅動下,由流移及客商充當主角,加之技術局限,不少資源的開發非常勉強,而以土地墾殖為尤。這給山區的資源開發、經濟增長乃至生態環境演變、社會變遷過程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流移意識對于上述特點的形成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反映到資源開發過程中,極易將資源開發當作不計后果的索取,甚至發展到極致而成為掠奪。人口流動和經濟增長不穩定互為表里。山內人口由大量流移落居到逐漸流移他處,由聚到散,糧食生產的停滯及衰退等,正是山區環境演變及社會經濟變化的集中反映。”因此在他看來,“流移”不僅僅是一種獨特的人口過程,而且也是一種獨特的社會性格和思想意識。在流移性格與思想意識支配下的人口流移過程,造成了當地歷史發展的多重特征,體現在資源意識、產權觀念、土地關系、生產活動方式乃至租佃賦役制度等眾多方面,共同作用于當地經濟社會發展,進而對生態環境的演變推波助瀾。因此人口移入固然是明清秦巴山區資源開發和經濟發展的根本導因,但移入人口的特殊“流移”屬性亦是社會沖突不斷和經濟起落不定的主要癥結,并且也是生態環境逐漸遭受破壞、走向惡化的根本原因。很顯然,較之以往論者囿于某些先驗理論,局限于從“生產關系”、“階級矛盾”和“賦役政策”等方面尋找當地經濟波動的根源,或者將山區的資源環境破壞簡單歸因于土地墾殖和森林砍伐的“盲目”、“無序”、“過度”,張教授的考察分析無疑更有深度,結論也更具說服力。

        三對專業性和技術含量的追求

        該書另一值得贊賞之處,是它具有較強的專業性和較高的“技術含量”。

        歷史學是一門包羅萬象的學問,歷史學者因此素以“博學”著稱,但博雜而不專深亦是其嚴重不足,除史料方面的知識和技能之外,似乎很難說歷史學者有何專業特長。然而我們從事各類課題研究,時常不得不面對許多專業性的問題,盡管每個人都可根據興趣閱讀一些外專業的書籍,但終究不易“登堂入室”,所以難免要說些“外行話”并因此遭人詬病。只有少數絕頂聰明并且毅力過人的學者能夠通過隨時補課,不論碰到什么問題都似乎能說得“在行”。當我們進入環境史這個領域時,就更加感到驚惶失措了,因為直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哪個史學分支像環境史這樣涉及如此眾多學科,特別是自然科學的專門問題,任何一位博學通儒都可能感到“黔驢技窮”。正因為如此,現已出版的一些環境史論著,由于作者未能真正掌握相關知識,其作品或則不能充分揭示文獻中的歷史信息,或則率爾猜度,強作說辭,任意發揮,學術價值并不很高。(www.toyotajt.cn)

        比較起來,張教授這部新著甚為難能可貴。該書所涉及的自然方面的問題相當廣泛,光是作物、林木以及其他植物種類就以數百計,一一辨明它們究為何物而不至于“張冠李戴”,已屬不易,對其中的一些種類(特別是農作物)尚需相當了解其生物特性,否則就難以正確地展開討論;土壤和農田方面,對各種土壤的類型和特點、各類農田的物理特性及其耕作、利用與改良方法進行正確說明亦非容易,須具備相應的土壤學和耕作學知識;水土資源、水利建設是該書中的關鍵問題,要想把問題說清楚,同樣須具備相應的地形地質、氣候水文、工程技術及機械農具等方面的知識。此外,對鹽業、礦冶、造紙等問題進行討論則又要求一定的礦物學和手工業技術知識,等等。總之,完成這樣一部專著,需對植物學、農學、林學、土壤學、地質學、水文學、礦物學和工程技術等眾多學科的知識均有一定了解。盡管該書的分析討論與相關學科專家的高度專業化和技術化表述仍然有所區別,但能夠運用有關知識對所涉及的專門性問題進行清晰的敘述,并且讓人感覺說得在行、在理,對于一位歷史學者來說殊非易事。該書的成功,無疑是對作者“專業性”長期追求的結果,是基于相當豐富的知識貯備。

        正因為如此,作者對相關問題敘述討論,比起筆者以往所見的同類論著顯得“更加專業”,不論是關于推廣玉米、甘薯、煙草等新傳入作物對山區經濟的影響,關于山區農田水利建設與水稻生產的關系,還是關于過度毀林墾殖導致嚴重水土流失、山區生產能力下降進而造成下游流域的嚴重生態問題,該書的論證都更加詳細具體,更加讓人感覺是“行家之言”。在行文過程中,作者大量舉證以說理,往往信手拈來,看似容易,實則艱辛。某些地方還特別顯示出了張教授作為“行家”的知識寬度。比如關于秦巴山區釀酒和養豬的討論,作者并未局限于秦巴山區,而是通過與太湖地區進行比較來突顯出本區的特殊性,揭示出同樣的生產項目在兩地所具有的不同經濟意義———“在秦巴山區是用剩余的玉米來換取直接的經濟效益乃至貨幣”;“太湖地區則是以積肥為第一目的,為的是提高土地肥力和種植業集約經營程度,增加畝產量”。僅此一例,已經清楚地反映出兩地經濟生產上的差異。雖然作者并未進一步論說,但明眼人一看就清楚,這種差異還反映了不同生產模式下有機物質的不同流動過程,并導致了不同的農業生態后果。

        四新的綜合:經濟史、社會史抑或環境史?

        按照現行的分類方法,此書應當如何進行歸類,圖書管理員們恐怕要頗費思量了。盡管出版商將其歸為“F”即經濟類,但它并不僅僅是一部經濟史著作,或者說,它頗不同于以往的經濟史著作。我相信除經濟史家之外,社會史家也將把它視為本領域的重要成果。而在筆者看來,無論是就研究主題、對象還是思想方法來說,該書都更接近于新興的環境史研究。

        關于什么是環境史?中外學者曾作過多種表述。美國環境史學會所下的定義說:“環境史是關于歷史上人類與自然世界相互作用的跨學科研究,它試圖理解自然如何給人類活動提供可能和設限,人們怎樣改變其所棲居的生態系統,以及關于非人類世界的不同文化觀念如何深刻地塑造各種信仰、價值觀、經濟、政治和文化。”這個定義表明:歷史上人類與自然世界的相互作用亦即人與環境的關系,是環境史研究的中心命題;它是一種跨學科研究,涉及自然與社會的廣泛領域,多學科的交叉與結合是其理論方法上的顯著特點。環境史研究的基本任務是回答如下三大問題:一是自然環境如何影響人類活動,二是人類活動如何改變其所在的生態系統,三是人類關于自然環境的不同認識如何影響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

        對照環境史的上述基本理念,張教授的這部新書毋庸置疑可以視為一部環境史著作。由于他是從特定時代和區域的資源開發與經濟活動切入人類活動與環境演變的關系,經濟史的色彩比較濃厚,因此亦不妨稱之為“環境—經濟史”或者“經濟—環境史”。其中與人口流動、落戶附籍、社會控制、民風民俗相關的內容,又明顯地反應出社會史理論方法對作者的影響。因此,該書體現了區域資源開發和環境變遷研究中的一種“新的綜合”意圖。

        自古以來,經濟領域始終是人類與自然交往的基本區間(或曰界面),而經濟活動(首先是第一產業的經濟活動)的基礎前提是一定生產關系規約下的人口(勞動力)與特定地理環境中的自然資源互相結合,這就規定了社會經濟活動必定是環境史研究的重要內容,而經濟史和社會史研究亦須將資源環境作為重要的考量對象。由于學術取向和理論方法不同,環境史與經濟史、社會史在考察相關因素之時各自有所側重,觀察衡量的角度不同,表述的方式亦有差異,但經濟發展、社會變動與環境變遷絕非互不相干的過程,而是彼此緊密聯系、互相反饋和協同演變的統一歷史運動。不僅如此,滿足自身的物質生活需求是人類活動的首要目標,在一定的生產技術水平下,人類物質生活需求的“量”,規定了對環境資源利用的“度”,而背后起著最終決定作用的則是人口因素,組織、制度、規范和觀念等等,亦是發揮重要能動作用的社會文化因素。因此,不論是環境史也好,經濟史也好,社會史也罷,都不能忽視人口問題,包括人口行為、人口數量、人口素質和社會關系。努力形成對人口、社會、經濟與環境作為統一歷史過程的全面認識,應是當今和今后環境史、經濟史和社會史家的一個共同學術指向,這種共同指向,或許在一定程度導致經濟史、社會史與環境史研究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不清,卻可能使研究結論更加接近于歷史真實。在這方面,張教授在其新著中所進行的探索和嘗試是值得學習和借鑒的。

        五由本書引發的幾點設想

        農耕區域的逐步擴張是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的一條基本線索。在這個擴張過程中,人口(勞動力)與不同區域的資源環境逐步結合,產生了多種經濟類型和生計模式,經濟社會發展因之形成了不同的地理格局和歷史面貌,生態環境的演變與此基本同步。明清兩代是傳統農業大規模擴張的最后階段,此時,長城以南的中國各大河流域最適宜農耕的平原以及鄰近丘陵已經開發殆盡,人口增長卻比前代更加快速并且持續,人口與資源的矛盾逐步激化,在此宏觀背景之下,出現了以入山出洋、進城闖邊為基本趨向的人口大流動,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變遷呈現了新的歷史態勢,包括秦巴山區在內的南方山區資源開發與環境演變,正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

        不論從經濟史、社會史還是環境史角度來說,南方山區的人口流移與資源開發,都是一個值得長期探研的重要課題,即就張教授這該書所涉及的內容而言,仍有某些問題值得進一步細化和深入。進入某個大山區的流移人口,面對新的資源條件、社會環境,都必然要經歷一個新生計(經濟)體系構建、社會關系重組乃至于技術組合集成的過程,其中有眾多具體細節問題仍需探討和解釋。

        例如,根據本書對明、清兩代各地人口的統計,明代許多州府縣的戶均人數常在8口以上,不少達到10口以上,明顯地高于清代和其他時期的戶均人數。這種情況與早期階段的人口流移是否存在某種關聯?換個角度說,人口流移對其本身的家庭、家族乃至更高層面的社會關系,究竟造成了怎樣的影響?再如,在南方山區資源開發和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新的資源占有形式、土地租佃關系,在手工業領域則出現了一些新的雇傭關系(在關于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中,曾屢屢被提及),等等。與此同時,對于當時國家來說,則有了一系列的社會經濟政策調整和管理機制建立。雖然前人已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本書更有了顯著推進,但仍需開展更多具體細致的討論。

        對于各大山區來說,人口移入過程必定同時是一個技術移入過程,新的物質需求和新技術要素的輸入,推動了秦巴山區資源開發和經濟發展,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新傳入的技術知識與各地原有的技術知識之間是什么關系?是否就是前者對后者的簡單替代?初來乍到的移民在完全陌生的深山老林里謀生,他們的經濟生產和日常生活都僅僅依恃原有的技術知識嗎?抑或亦借鑒和吸收了土著居民原有的地方性技術知識?新傳入的技術知識與“土著”的技術知識如何是組合、集成,成為山區資源開發、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的新基礎?以往我們高度關注明清以來南方各地的“土客之爭”,對他們之間的相互交流,尤其是移民向土著學習和借鑒,則似乎完全忽略了。要想清楚地說明山區資源開發和經濟發展的技術知識條件,論者也許應對有關問題予以更多關注。

        如果從明清歷史發展全局來觀察,盡管由于自然因素的影響,山區環境閉塞,交通困難,但包括秦巴在內的南方山區都非完全隔絕和孤立,而是逐步整合到明清經濟社會的統一體系之中,是當時經濟社會格局中的一個重要板塊。無論從經濟、社會、文化還是環境方面來說,山里山外都始終存在著人員、物產、能量、資金和信息等等的流動和交換。對此,張建民教授已經作了不少討論,比如他關于水土流失對中下游平原生態環境的危害、關于客商流動資本在秦巴山區特定經濟產業或生產項目發展中的作用、關于山區經濟物產所遭受的耗竭性外流及其影響等,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見。關于這些問題,我們仍可能做更多工作:一方面,基于物種資源獨特性與多樣性的山區經濟特產,在當時經濟生活、商業發展乃至國際貿易中究竟具有怎樣的意義,也許還可以進一步考察;另一方面,外部經濟需求如何拉動山區資源開發和生產發展,物質能量、經濟產品的輸出與輸入嚴重失衡又如何導致山區經濟貧困、資源損耗和環境破壞,張教授及其他學者將來肯定還有更多話可說。

        最后,我們回到環境史。不論從歷史還是就現實來說,南方山區資源開發與環境演變研究都具有突出重要的意義。正如黃土高原環境演變的后果并不局限于黃土高原自身一樣,南方山區環境演變的影響乃是流域性和全局性的,遠非局限于各大山區。對此,張教授在書中已經作了很好的論述。近代以來,南方山區開發和環境演變過程并未停止,甚至還在加速進行,20世紀以來,各種不良后果已愈來愈明顯地反映了出來,長江流域是否可能重蹈黃河中下流的覆轍,令人憂慮。對相關問題開展更系統的研究,對歷史的經驗教訓進行更全面的總結和更深刻的反思,對于當代和今后有效地解決中西部地區發展滯后與經濟貧困問題、制定長江流域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的整體戰略規劃,都是十分必要的。

        作為關于山區資源開發與環境演變的一部厚重專著,本書的考實性研究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和事實,其中許多觀點將會受到學界同行乃至政府部門的重視。筆者進一步關心的是,如何將歷史考實研究置于生態—經濟—社會系統的邏輯架構下進行更加明晰的表述?具體來說,區域環境史的綜合研究,除了清理基本史實之外,資源環境中的氣候、土壤、水體、生物、礦物諸要素,與一定的環境意識、社會制度、經濟模式和技術條件等,在農業、手工業、聚落建設和日常生活諸領域的耦合匹配具有怎樣的時、空、量、構、序?這種時、空、量、構、序的關系在歷史進程中又是如何動態變化?仍需進一步求索。換言之,歷史的表述需與當代環境保護與生態建設的思想話語更好地對接,環境史研究才可能更好地發揮現實功能。對于環境史研究的所有同仁,這都是非常艱難,同時也極為重要的學術追求。

        〔原載《中國經濟史研究》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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